生态补偿是调整生产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举措。作为生态文明制度的重大创新，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肩负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双重使命，与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高度吻合。

　　2012年，新安江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试点拉开了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帷幕。伴随新时代蓬勃发展的十年，生态补偿初步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横向和纵向协同推进的补偿体系，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协同增效，逐渐形成了生态保护者和受益者良性互动，强化激励与硬化约束协同发力的良好局面。但同时，也应看到补偿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难以突破的困境，制约生态补偿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一是补偿标准的制定困境。以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主的纵向生态补偿，多是利用财政收支缺口制定补偿标准。以新安江等跨省流域为主的横向生态补偿，则是根据流域断面的水质制定补偿标准。这些单一的标准制定方式未能充分体现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和发展机会成本，难以满足受偿地区生态保护和发展的资金需求。二是补偿模式的创新困境。当前的补偿主体往往是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缺乏企业和公众的参与。而补偿方式囿于平台限制，仅限于资金补助和岗位提供，缺少对口协作、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等创新型补偿手段的使用，极大影响了生态补偿实施效果。三是补偿资金的融资困境。补偿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中央对地方、地方对辖区内下级政府的纵向转移支付和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包含财政补贴、财政补助、财政奖励等。但补偿资金过度依赖政府财政支出，缺乏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不能充分体现使用者或受益者直接付费的原则。四是补偿资金的分配困境。个别省份（如四川省和山东省）依据生态综合补偿方案，整合了省级层面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专项资金。但补偿资金到县级层面依然是条块分割，到微观个体层面依然存在堵点，尚未打通政策的“最后一公里”。

　　针对目前生态补偿存在的困境，建议从以下角度着手破解。一是做好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差异化制定补偿标准。基于GEP核算体系，综合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付能力和发展机会成本等因素，在国家或地方政府对生态保护重点区域实施补偿、自然资源使用者对国家或地方所有的自然资源使用实施补偿、受益主体向保护主体开展补偿的框架下，利用因素法、项目法等核算方法，构建差异化的生态补偿标准体系。二是挖掘特色生态产业，创新生态补偿模式。结合当地优势生态资源，建设带有地理标志和品牌故事的生态标签产品。通过“文化+”“科技+”“互联网+”等，进一步延伸生态产业链条，提升产业层次，吸引更多社会主体投资特色生态产业。利用丰富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手段，进一步优化生态补偿模式。三是打破地理空间限制，搭建生态产业发展新平台。借助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背景，突破行政区划和地理空间边界，一方面通过政策吸引，实现绿色项目、人才、技术、资本、信息等创新要素的流入，为培育生态受偿区经济发展带来新动能；另一方面，探索“虚拟”产业园和产业集群、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平台化发展等多种新业态、新发展模式，利用特色小镇等，打造多种生态要素融合发展的创新高地和对外辐射平台。四是鼓励发展绿色金融，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扶持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具有外部性的绿色技术，提升绿色项目识别、生态效益测算等方面的运行效率。积极鼓励金融机构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支持生态产业，创新各类资源环境权益的融资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增加绿色资产配置、强化环境风险管理，将生态补偿与绿色金融创新有机衔接。五是畅通利益联结路径，科学分配生态补偿资金。引导构建紧密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生态风险共担、生态利益共享”的共同体。整合生态补偿专项资金，引导激励社会主体更大范围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补偿的各环节中。在向造血型补偿的转变过程中，探索建立多种利益联结形式，因地制宜找准生态补偿与企业和微观个体增收的结合点，让更多参与者分享到造血型补偿带来的有利成果。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亟需加强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建设，进一步提升生态补偿综合效应。而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向纵深迈进，需要在规划、执行、协商、监督等环节对生态补偿转移支付等进行长效制度安排。一是注重规划环节的顶层设计。建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需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并着眼于实现共同富裕。破解补偿区和受偿区的利益诉求冲突，还需统筹考虑补偿区和受偿区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差异，探索建立双赢型生态补偿长效机制。二是构建执行环节的激励约束机制。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效果关键在于激励约束机制的构建。在执行环节中，需要综合运用包含政府购买、财政奖补在内的正向激励和包含生态保护红线等在内的负向约束相结合的政策工具箱，合理分配自然资源和生态财富，才能保证生态补偿各类创新模式的落地生根。三是优化协商环节的主体协同机制。生态补偿制度的设计、实施都离不开各参与主体的协商沟通，需要构建常态化的主体协商平台，确保信息的高效流通。此外，鉴于大型跨界区域生态补偿试验区建设的复杂性，还要继续加强中央层面的统筹协调作用。四是引入监督环节的绩效考核机制。优化模式实施情况还应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中，进行常态化监督。既要开展同级政府间的内部监督，还要引入社会监督。要实行全过程监督，尤其要对资金使用等关键环节开展重点监督，确保在制度实施过程中不变形、不走样，促进生态补偿健康良性发展。

　　手术机器人、远程医疗、可穿戴设备……近年来，数字医疗技术在疾病诊断、临床治疗和患者康复等领域不断开疆拓土，让健康服务更加优质可及。通过照片诊断眼部疾病、利用可穿戴设备实时监测心脏……各种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技术正逐渐成为辅助医生诊断疾病的帮手。

　　贾少谦认为：“制造业减少碳排放是实现碳中和的主战场，当下迫切需要培育壮大绿色创新主体，激发绿色转型活力。范飞建议，可根据区域绿色技术发展优势和应用需求，完善绿色技术交易机制，同时布局建设若干绿色技术交易平台，推动绿色技术成果转化。

　　“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是我国“双碳”战略实施的一项基础性、前置性的制度变革，不仅彻底打破了“能耗双控”对可再生能源发展和能源化工产业的约束，而且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双碳”战略，加快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形成零碳经济竞争新优势。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中之重。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为进一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明确了方向。

　　如今，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更强，综合交通网络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交通运输结构进一步优化，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更加高效，服务水平持续提升。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发挥创新的源动力作用，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了打造新质生产力的“科技树”，迫切需要加强原始创新，发展“从0到1”的根技术。

　　政府工作报告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5%左右，考虑了促进就业增收、防范化解风险等需要，并与“十四五”规划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相衔接，也考虑了经济增长潜力和支撑条件，体现了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要求。

　　记者4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2023年我国锂离子电池产业延续增长态势，根据锂电池行业规范公告企业信息和行业协会测算，全国锂电池总产量超过940GWh，同比增长25%，行业总产值超过1.4万亿元。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开好今年的全国两会，乘高质量发展之势、集攻坚克难之智、汇团结奋斗之力，必将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信心和力量。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科技、教育、人才的战略支撑，上海在这方面要当好龙头，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迈进。要着力造就大批胸怀使命感的尖端人才，为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创造良好条件。”

　　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张来勇扎根技术研发、工艺设计和工程建设一线，为我国乙烯等石油化工和煤化工关键成套技术的研发、应用、设计和项目管理作出了重大贡献。

　　意大利天文学家在一颗年轻恒星周围的圆盘中发现了水蒸气，恒星盘是行星正在形成的地方。研究人员表示，构成圆盘的尘埃颗粒是行星形成的“种子”，碰撞并聚集成围绕恒星运行的越来越大的天体。

　　美国天文学家利用北双子座望远镜的档案数据，发现了迄今已知最重的超大质量黑洞对，两者的“体重”为280亿倍太阳质量。如果它们并合，所产生引力波的强度将是恒星质量黑洞并合的1亿倍。

　　中医认为，春季人体需要疏肝、理气、排毒，疏通已经造成的阻塞，让肝气得以升发，并把冬天潜伏在体内的病邪宣泄出去。

　　痛风发作是由于血尿酸超过其在血液或组织液中的饱和度，在关节局部形成尿酸钠晶体并沉积，诱发关节局部急性炎症反应。

　　不仅如此，在科普实践中，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还会结合直播与短视频两种形式，提升科学知识的传播效率。

　　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算力方面的相关需求快速增长，各国竞相发展算力产业。作为算力主要载体，算力网络的重要性正日益凸显。

　　地质工作者在承德市丰宁满族自治县四岔口村早白垩世地层中发现了七鳃鳗化石，其身形细长如鳗鱼，口如吸盘。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北古所”）张江永研究员鉴定为孟氏中生鳗。

　　29日，在中国民用航空局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民航局相关负责人解读《新时代新征程谱写交通强国建设民航新篇章行动纲要》时表示，到2035年，我国将建成航空运输强国，基本实现航空出行国内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核心技术装备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国产大飞机实现规模化运营。

　　2月29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2023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最新发布的十大进展有哪些特点？有何重要意义？